我的同学我的师

我的同学我的师

邱万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就像诗中所描绘的一幅画，细细品味，意味深长。当我们都已步入中年，昔日的所见所闻就成了一个个久远而又近在咫尺的故事，有的苦涩，有的甘甜；有的童趣盎然，有的老气横秋。悠悠岁月，抹不去三十多年的风雨岁月与浓浓师生的情谊。缕缕银丝，理不清数载沧海桑田与飘摇人生的变迁。

1976年秋季，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们，已经有步入社会的经历。没有勤工俭学的报酬，却践行着“半工半读”之实----这是那年头改造世界观的产物：高一年级四个班全体师生都开赴校办农场即七里农场办学。每天上午上四节文化课，下午劳动，名曰“半工半读”。每个班都分得一亩多农田，用于种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试验田，目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改造世界观。我当时很受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的陈祖舜器重，班里的许多事，从抄写歌词歌谱、教同学们唱革命歌曲和教大家做眼保健操，到说服已经辍学的同学重返校园等，他都放心大胆地让我干。高中期间，我曾任过班长、副班长、劳动委员甚至文娱文员。在七里农场时，不仅要协助班主任安排好一天的工作，还要公平合理地给同学们分配任务，更要一马当先、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既然要种水稻，就免不了要挑大粪施肥。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这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活儿分配给谁恐怕都不乐意，只有自己先揽下，再叫几个平时任劳任怨的班干部或同学，如曾祥开、曾念林等。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挑大粪，几乎想吐！但一想起毛主席“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导，就什么都忍住了。想来奇怪，也许大家内心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我们竟然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挑粪施肥的艰巨任务！其身正，不令而行。我兼任劳动委员时，工作量比其他班干的都大，但却感觉全班同学们非常合作，屡屡出色地完成劳动任务。到了收获的时节，我班劳作的各种农产品，包括亩产水稻、蔬菜产量等都名列年级前茅。

没有高考的压力，在七里农场“半工半读”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也无忧无虑。学生居住的宿舍都是土砖搭建的大间，除了靠三面墙放有数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之外，里面空空荡荡，就连像样的桌子、椅子都没有。课外也没什么作业，更不用说什么娱乐活动，好的文学作品如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等大都还未解禁，茶余饭后只有闲聊、打牌了。我天性好静，不喜打牌，也不爱东家长西家短地神聊。正好那时全国上下掀起了“读宝书、学毛选”热潮，记得陈祖舜老师和上政治课的杨定茂老师都给我们布置了相应的学习任务：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每读完一篇，写一篇读后感。也许父亲是教育工作者的缘故，我一向害怕给父亲脸上抹黑，对老师布置的任务从不敢打折扣，每天除了上午上课，下午“工作”之余就独自坐在架子床的上铺认真阅读“毛选”，摘录了大量的“金语”良言，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那一年，我真的按老师所说，不折不扣、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是我至今最大的收获之一。

高一第一学期，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春风似乎吹进了“天高皇帝远”的七里农场，我们的任课教师也卯足了劲儿在暗中下大功夫备课，并常常搞些小测验。

记忆很深的课是数学课，由杜德欢老师授课。杜老师永远是那种胸有成竹、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授课风格，一套中山装穿在他那瘦削而修长的身上，很有学者的儒雅风度。一天上午，不经意地听杜老师跟几位课间休息的老师说“这次测验邱万英考了满分….”，我欣喜地跑进教室自个儿乐去了。也许是良性循环，从此我非常喜爱数学。

高一第二学期，改由李承业老师上数学课。李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治学态度严谨，而且非常敬业。可能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产实践需要，授课内容加入了数学家华罗庚创立的优选法、0.618法等，这些方法在生产实践中，比如查线路故障、工作任务排序、加工制造配料等方面很实用，听来非常有趣。李老师讲课信丰口音很重，且总爱带个典型的尾音“洒啊”即“是啊”用于反问学生，时间长了同学们也就习惯了。我尤其对李老师上的排列组合感兴趣，以致这部分内容的测验和作业总能得满分，怪不得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化学老师是陈雪飞。他性格开朗、幽默风趣，讲课时总是眉飞色舞且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有一次上化学课，当他把两只容器里的物质混在一起，并盖上盖子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时，同学们都屏住呼吸等他把盖子打开想看个究竟，可陈老师却故意卖了个关子走开去，要大家先试着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等了一会儿，他用手按着盖子问：“这是一股什么味道呢？”大家正满脸疑惑，只听陈老师用广东普通话说：“这是一股尿骚味！”全班同学都被他很有特色的“味”的发音逗得哄堂大笑。说来有趣，陈老师的儿子陈芳荒也在我们班，只见他正低着头也在偷偷地笑呢。也许是化学老师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同学们都觉得化学比较容易学。

高中物理是一门最难学的课程。任课老师是当时任校团委书记的黄绍裕。面对抽象、深奥和定理、定律繁多的物理，黄老师另辟蹊径，常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化解难点。印象很深的一次课是讲功能转化关系时，他带我们到拖拉机旁，一边驾驶，一边讲解发动机工作和功能转化的原理，还让很多胆大的同学过了一把驾驶瘾。

政治课老师杨定茂上课总是充满激情，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特别能突出知识重点、难点，讲哲学时还善于引经据典。当听完杨老师解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道理时，我终于能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融会贯通起来，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再也不认为政治只是简单的说教，哲学枯燥乏味了。

也许当时所学的内容比较少，难度要求也不高，尤其是没有所谓的高考这一档子事，我觉得学习所有课程都非常轻松、简单和有趣。的确，仅凭兴趣，不带任何功利思想和投机行为，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并以锲而不舍的积极态度学习，就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来没有为将来担忧过的我，有一天突然被同班同学彭玉秀告知说可以考大学。起初我深感惊讶，然后似信非信，继而又以满不在乎的心态漠视“考大学”这个很不流行的说法。因为即便知道了可以考大学，一方面由于当时还是高一学生，国家的政策尚不稳定和连续，既不知高中毕业时的形势会怎样，也不知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另一方面，一贯循规蹈矩的我，也不可能定出什么惊天之举的学习计划绸缪未来。在我看来，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山下乡、一辈子当农民，或被推荐以工农兵身份上大学也未尝不可。可见当时是多么的幼稚。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正值青春期的我们，虽然缺吃少穿，但分泌荷尔蒙的数量并不比现代青少年少，无论从心里还是生理需要出发，都面临体能和情感宣泄的问题。那时没有谁敢玩麻将，因为这是“封、资、修”的东西。在七里农场，学生们娱乐的项目有踢毽子、丢沙包、打拖拉机或打调主等，高雅点的打篮球、看小说。那年头，有阅读爱好的人尤为可怜。没有读物，只能看报纸和小人书。每当我独自一人在家百无聊赖时，就会将一张报纸颠过来倒过去的看个够，若觉得不过瘾，就模仿播音员朗读，一来练练普通话，二来释放一些积聚的青春期能量。读报带来的另一实惠是可以知道怎样写颂扬祖国大好形势的“八股文”，可以知道怎样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摘录作文素材，那时写得最多的作文就是批判文章。

没有流行歌曲可唱，但由于有线广播里经常播放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再加上有一个年轻漂亮的音乐老师李雪芬授课，如“南泥湾”、“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以及革命样板戏里的插曲等，很多同学都能倒背如流。那时没有健美操或交谊舞可跳，但上级部门经常派出专业演员下到基层培训京剧表演基本功，刘春玲、胡亚媚和我都参加过类似的培训。胡亚媚多才多艺，不仅舞跳得最好，还能自编自导，还会不少乐器。当年省、地级的文艺团体都来过信丰招收美女和帅哥，我曾亲眼看见赣州地区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邱慕兰和扮演柯湘的女演员，对美女刘春玲很感兴趣，询问刘春玲是哪个学校的，只可惜太年少，刘春玲竟然用信丰话回答“信丰中学”，也许是她未用普通话而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学生最开心的事当属学校为大家包场电影了，一部“卖花姑娘”常常看得大家热泪盈眶！

高一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全年级师生带着七里农场泥土的芳香，带着亲力亲为获得的生产实践知识，当然也带着对未来感到迷茫与充满憧憬的矛盾心理，于1977年的暑假得以班师回朝。学校本部的条件比七里农场稍好些。当时的中国和美国正搞“银球外交”，全国的中小学校，都趁着乒乓外交的强劲东风，修建水泥乒乓球桌，为青少年搭建了很好的锻炼、释放体能的平台，我们常常在课后争抢乒乓球桌打球。虽然日常生活中，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像天方夜谭里的名词，一概还未诞生，但校园内外，供人们锻炼健身的体育运动场地和颂扬领袖英明领导的太平景象却随处可见。

1977年的夏末秋初，我国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终于迎来了教育界的第一个拨乱反正之举-----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改革的春风从北京经过千山万水到达信丰，似乎来得太慢，信丰中学的莘莘学子来不及充分准备就仓促走进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77届应届生高考没有一人上大专线。由于当时的国内形势是百废待兴，78届师生未曾意识到高考政策会延续下去，师资力量和学风建设尚不到位，与兄弟县的同等中学如宁都、于都、兴国中学相比，78届高考结果同样不尽如人意。但落榜的现实并未阻止同学们求学的强烈欲望，许多人选择了补习，翌年主管教育的领导们也及时调整了教学战略，并调集教学战线的精兵强将来充实信丰中学的师资力量，不仅使78届的许多回炉生圆了大学梦并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也使79届拨了个高考头筹---创下了至今为止考取重点大学人数最多的一届。

往事如歌，岁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的岁月，又是那么的悠远和漫长。多少人和事，都已经淡忘，然而，永远不会忘怀的，是我的母校，是我的同学我的师。